毛铖:依靠内生动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作者:毛 铖   发布时间:2018-11-04   来源:湖北日报   浏览次数:146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重要讲话中指出:“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把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民内在活力,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乡村振兴。”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再次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凸显了发挥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首创精神,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和决定性因素。“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一个乡村的振兴,必须因地制宜,走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一个乡村的振兴,必须实事求是,实行尊重村民意愿、满足村民需求的模式,否则就容易走错路、走弯路,往往面对的要么是事倍功半的结果,要么是失败的惨痛教训。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很多改革成果都是由农民创造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要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农民群众。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内化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中,真正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

要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首先需要外部激发,更需要内部“造血”。单纯“等”“靠”“要”投入、扶持或援助,不是办法,更不可持续。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借助于“外力”,通过对农村扶持优待的政策制度的输入,先进技术、优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引进,补上乡村建设发展欠账,化解自身资本缺乏、应对市场风险能力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外力”只是辅助与补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还得靠“内生”,谋求内生型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最硬实的“腰板”,“腰板”不硬寸步难行。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乡村振兴便没了根基与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是传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各项服务的重要支撑;是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所必需的各项要素的重要支撑。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能够为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抵御自然风险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贬值,提供价值保障;能够为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精准扶贫提供有力的“人”“财”“物”保障。

乡村土地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制度,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必须要保障农民对土地、宅基地的权利。依靠内生动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应当在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配置、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产业股权配置模式与利益联结机制上实现突破与创新。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进。

首先,推动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要件”。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件,倘若核心要件缺乏而得不到解决,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前,一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足,主因即是在此。在对待土地问题上,既不能“统”而不“分”,也不能一“分”了之,而必须“有分有统”“统分结合”。

因此,可以探索在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的实践背景下,依据《村民自治法》规定的程序,在不动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通过以股份量化与确权到户为基础的流转、转包或者其他形式,由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对农村的闲置耕地、山林、水塘、荒地等资源要素重新进行科学调整与合理配置,将一定比例的各类资源要素纳入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

其次,建立健全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根基”。传统农业生产是农业的根基,也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根基”。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传统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统分结合”,是破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实现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命题。“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村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然而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所呈现出的细碎化、原子化特征与现代农业所彰显的市场化、社会化特性格格不入。这也是当前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小农户之所以难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植收益的主要原因。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种子、化肥、农药与农业机械的规模化购置,就无法拿到实惠的批发价格,也难以抵制假冒伪劣;无法实现耕种、防治、灌溉、收割、运输、储存、市场销售的规模化与一体化,就无法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机械、科技以及人力成本,也无法实现生产过程损失的最小化和销售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应当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改革与创新,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平台与纽带。从良种、农药、化肥采购,到耕种、防治、灌溉、收割、运输、储存、市场销售,再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道路、灌渠养护等,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各环节所需、优质廉价的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服务规模化”,搭建起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平台与桥梁。从而降低传统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提高其综合效益,为传统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第三,创新产业股权配置新模式与利益联结新机制,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保障”。以农林牧副渔为主的农业综合产业融合发展,不同于传统粮食种植产业,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需要承担不可预见的市场风险,这是“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分散经营所凸显的短板,也是广大“小农户”望而却步的首要原因。

因此,农业综合产业的融合发展,应当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示范、引领与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综合产业发展积极性,让农民积极参与发展农业综合产业,并最终成为农业综合产业发展的主力。与此同时,有效引导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在产业股权配置和利益联结机制上实现突破与创新,从而让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共同参与农业综合产业发展的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发展中角色明确、地位明晰,真正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发展共赢。一方面,要深化探索与实施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农户”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基地+农户”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着力在以股权配置与股权分红为核心的利益联结机制上,寻求新的突破与创新,既要保证农民的根本利益,也要保障企业与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利益。

   (作者系政治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三农中国》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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